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及其思想理念内涵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社会走向持久和平、平等，不断和谐发展，公平正义的思想理念，同时也是一种新的外交思想理念。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报告中的广义界定是，“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1]在十八大我们党就明确地提出了“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1]的理念。这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表达的是一种“立足国内，放眼世界的战略含义”。[2]2013 年3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第一次向世界传递关于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判断。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深刻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4 年，国际社会联盟也曾给“人类命运共同体”下过一个定义，该组织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强调“人类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人类共同发展。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共处一个世界，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促进国家间、民族间、地区间、企业间、家庭间、个人间的和谐互助、共生共利共荣，以人类文明幸福发展的可持续为使命，建立起社会利益互惠机制。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们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最具同心力的集体，也是人类获得 文明幸福及可持续发展的保障”。[3]这个定义站在世界大局立场上，从人类整体发展的视角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内涵进行了阐述。2017 年2 月10 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念写入联合国决议；3 月17 日，载入安理会决议；3 月23日，载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11 月2 日，写入联大两份安全决议……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念与《联合国宪章》精神高度契合，在应对重大全球挑战时必将凸显其时代价值、思想理论价值……在党的十九大工作报告中，习近平同志又一次明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民族学研究的指导思想，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念指导民族学健康发展。 关于民族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解读，即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解读民族学，具体而言，就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来阐释民族学理论、民族学研究方法论和民族学新时期使命等，进而将民族学的学术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意义紧密结合起来，以充分实现民族学的当代价值。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论既是当代继承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解决人类社会各种错综复杂问题和前途命运的新的里程碑，同时也是研究民族学和解决民族问题的新的强大思想理论武器，既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同时也深深地根植于全世界人民的伟大实践。 二、民族学理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解读 就民族学理论而言，民族学源于西方，20 世纪中期以前的西方民族学，按时间顺序来说，主要有文化进化论、文化传播论、历史特殊论、文化功能论、心理人类学等重要学派和理论思想；20 世纪中期以后的西方民族学主要有结构主义、新进化论、新心理人类学、文化相对论等学派和理论。此外，还有与西方民族学性质截然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在这些民族学学派和理论中，除了历史特殊论主张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历史以外，大多数学派和理论都是以探索人类文化发展共性为基本目标的。例如，文化进化论、文化传播论分别从文化发展阶段和进程、文化创造发明过程的不同视角对人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共性和规律进行了解释；斯图尔德的新进化论提出的文化生态学则认为“人类生存于其中的物质环境对其所实行的社会文化制度和习俗有着关键性的影响”，[4](P67)强调了生态环境对民族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共同作用；20 世纪50 年代提出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则认为“居住在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之下，并有近似的社会发展水平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4](P80)属于同一经济文化类型，充分肯定了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对于物质文化发展所带来的共同影响。民族学理论侧重于对人类文化共性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切实根据和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念倡导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之间的荣辱与共、互惠互利和合作共赢，其为民族学研究人类文化发展共性，国家、民族等团体间的联系，以及探索、总结民族发展规律提供了新思维、新理论、新思想和极其重要的实践方案等方面的高屋建瓴的指导。事实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念，就其内涵的丰富性、应用对象的普遍性、对不同文化的包容性，以及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持久意义而言，超出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关于民族的研究成果。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张任何民族，任何国家，无论大小强弱，无论富有贫穷，一律平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持公道正派，主张公平正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本质是公性论，是为全世界的人民谋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包容了任何信仰的民族、任何种族、任何性质的国家，所以，基本上不论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乐意接受。正因为如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念才一定是民族学及其民族问题研究的指导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跨越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鸿沟”、“天堑”和消除民族、国家之间误会、隔阂的思想理念和有力武器。“人类命运共同体”尊重任何国家与民族；“人类命运共同体”进一步推动着人类社会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尊重世界各民族文明的多样性，并且以和平与文明交流超越隔阂、冲突、敌意。因此，解决民族矛盾和问题，做好民族学研究，进行民族学理论创新，都必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念作为指导。 三、民族学研究方法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解读 就民族学研究方法论而言，实地调查法、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等方法论，是民族学传统研究法。但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已然成为事实，逆全球化只是全球化浪潮中的一股逆流，阻挡不住国际合作交流的时代大潮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念在“一带一路”战略、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合作实践的推动下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的欢迎和认同，并被写入联合国重要文件，日益影响到国际、国家和社会的各项事业的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符合国际关系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趋势，表现了人类社会现状，同时对民族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为避免片面、孤立、静止地研究民族问题，民族学研究方法论需要顺应世界现实、时代趋势和发展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转变。“人类命运共同体”突出体现了“联系”“综合”“公正”“跨文化”等内涵，可以说对民族学研究方法论提出了三点指导意见：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各国、各民族间日益紧密联系的现状，民族学研究在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必须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联系观，即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研究各个民族间的关系、各个民族发展历史、各个民族文化异同等；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从个体到整体的有机组合内涵，民族学研究范围愈益广泛，在学术研究中，必须重视跨学科、多学科等综合研究法，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地对民族学及其问题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文化理解，国家平等和民族尊重，公平正义，和谐、共赢等理念的认同，因此，民族学研究必须自觉将“文化主位研究法”和“文化客位研究法”紧密结合。文化认同和文化理解是加强和谐友好关系的前提条件，也是认识民族文化本质的关键，将“文化主位研究法”和“文化客位研究法”合理结合，既能够避免“文化主位者”的“当局者迷”，又能够克服“文化客位者”的片面“浅见”，从而达到正确、客观地揭示民族文化本质的研究目的。 四、民族学新时代使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解读 就民族学新时代使命而言，“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中国自古便崇尚“知行合一”、“格物致知”、“学以致用”的学习态度。在今天这个全民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伟大时代，中国的民族学更要肩负历史使命而前行。事实上，民族学自从西方诞生以来至今，始终都在为民族发展和社会需要服务。中国的民族学经历了一个本土化过程，在此发展过程中，其始终与我国的发展实践、与56 个民族的发展实践需要紧密相连，从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边政建设”到现当代的民族发展问题研究等，中国的民族学始终肩负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在新时代，就国内现状而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5]就国际情况而言，我国在国际上积极承担大国责任，努力促进世界和谐，并为此提出了一系列影响重大的倡议和实践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等倡议和实践便是其具体成果。由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和“一带一路建设”实践，都饱含着解决世界各民族问题的丰富内涵和现实意义，在此情况下，我国民族学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也相应转变。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念出发，我国民族学的新时代使命主要有两大方面：第一，民族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中国民族学肩负着以学术促进民族发展，以学术推动民族进步的使命。中国各个民族、世界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发展都具有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换言之，这种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既存在于国家和民族内部，也存在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新时代，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民族学的使命除了继续进行传统民族学问题研究之外，还要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与实践的高度，站在当今世界大潮流的制高点，致力于对国内国外的民族经济、民族人口、民族教育、民族乡村等全方位的民族事业作出学术贡献，力求通过民族学学术研究，促进民族事业实践的进步；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念倡导国际合作共赢、民族互惠互利。民族学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民族起源、民族关系、民族发展等都是其研究范围内的重要内容。在我国新时代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和平发展、合作交流成为时代大潮，中国民族学必须担负起通过学术研究消除民族隔阂、文化隔阂，促进文化认同、民族团结、民族进步、加强民族联系的时代使命。从此意义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具有的内涵和精神则与民族学的新时代使命具有一致性。 综上所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代和未来的国际社会和民族社会发展趋势所在，其为民族学发展提供了思想方向和行动目标。民族学只有认清时代发展大方向，才能抓住民族研究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转变问题研究思维，将民族学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并有所侧重地进行学术创新、方法论创新，以便更好地履行时代使命，充分实现民族学的当代价值，开拓民族学未来研究领域，并推进世界各民族的和谐发展。 [1]胡锦涛.党的十八大工作报告[R].2012-11-08. [2]张纪.中国梦：铸就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话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丛斌[J].党建，2013（11）. [3]2015 年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项目正式启动[EB/OL].http：//www.rmlt.com.cn/2014/1224/363838. shtml. 2014-12-24. [4]宋蜀华，白振声.民族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5]习近平.党的十九大工作报告[R].2017-10-18.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及其思想理念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社会走向持久和平、平等，不断和谐发展，公平正义的思想理念，同时也是一种新的外交思想理念。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报告中的广义界定是，“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1]在十八大我们党就明确地提出了“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1]的理念。这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表达的是一种“立足国内，放眼世界的战略含义”。[2]2013 年3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第一次向世界传递关于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判断。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深刻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4 年，国际社会联盟也曾给“人类命运共同体”下过一个定义，该组织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强调“人类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人类共同发展。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共处一个世界，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促进国家间、民族间、地区间、企业间、家庭间、个人间的和谐互助、共生共利共荣，以人类文明幸福发展的可持续为使命，建立起社会利益互惠机制。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们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最具同心力的集体，也是人类获得文明幸福及可持续发展的保障”。[3]这个定义站在世界大局立场上，从人类整体发展的视角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内涵进行了阐述。2017 年2 月10 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念写入联合国决议；3 月17 日，载入安理会决议；3 月23日，载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11 月2 日，写入联大两份安全决议……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念与《联合国宪章》精神高度契合，在应对重大全球挑战时必将凸显其时代价值、思想理论价值……在党的十九大工作报告中，习近平同志又一次明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民族学研究的指导思想，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念指导民族学健康发展。关于民族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解读，即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解读民族学，具体而言，就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来阐释民族学理论、民族学研究方法论和民族学新时期使命等，进而将民族学的学术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意义紧密结合起来，以充分实现民族学的当代价值。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论既是当代继承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解决人类社会各种错综复杂问题和前途命运的新的里程碑，同时也是研究民族学和解决民族问题的新的强大思想理论武器，既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同时也深深地根植于全世界人民的伟大实践。二、民族学理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解读就民族学理论而言，民族学源于西方，20 世纪中期以前的西方民族学，按时间顺序来说，主要有文化进化论、文化传播论、历史特殊论、文化功能论、心理人类学等重要学派和理论思想；20 世纪中期以后的西方民族学主要有结构主义、新进化论、新心理人类学、文化相对论等学派和理论。此外，还有与西方民族学性质截然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在这些民族学学派和理论中，除了历史特殊论主张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历史以外，大多数学派和理论都是以探索人类文化发展共性为基本目标的。例如，文化进化论、文化传播论分别从文化发展阶段和进程、文化创造发明过程的不同视角对人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共性和规律进行了解释；斯图尔德的新进化论提出的文化生态学则认为“人类生存于其中的物质环境对其所实行的社会文化制度和习俗有着关键性的影响”，[4](P67)强调了生态环境对民族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共同作用；20 世纪50 年代提出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则认为“居住在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之下，并有近似的社会发展水平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4](P80)属于同一经济文化类型，充分肯定了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对于物质文化发展所带来的共同影响。民族学理论侧重于对人类文化共性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切实根据和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念倡导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之间的荣辱与共、互惠互利和合作共赢，其为民族学研究人类文化发展共性，国家、民族等团体间的联系，以及探索、总结民族发展规律提供了新思维、新理论、新思想和极其重要的实践方案等方面的高屋建瓴的指导。事实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念，就其内涵的丰富性、应用对象的普遍性、对不同文化的包容性，以及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持久意义而言，超出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关于民族的研究成果。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张任何民族，任何国家，无论大小强弱，无论富有贫穷，一律平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持公道正派，主张公平正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本质是公性论，是为全世界的人民谋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包容了任何信仰的民族、任何种族、任何性质的国家，所以，基本上不论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乐意接受。正因为如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念才一定是民族学及其民族问题研究的指导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跨越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鸿沟”、“天堑”和消除民族、国家之间误会、隔阂的思想理念和有力武器。“人类命运共同体”尊重任何国家与民族；“人类命运共同体”进一步推动着人类社会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尊重世界各民族文明的多样性，并且以和平与文明交流超越隔阂、冲突、敌意。因此，解决民族矛盾和问题，做好民族学研究，进行民族学理论创新，都必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念作为指导。三、民族学研究方法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解读就民族学研究方法论而言，实地调查法、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等方法论，是民族学传统研究法。但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已然成为事实，逆全球化只是全球化浪潮中的一股逆流，阻挡不住国际合作交流的时代大潮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念在“一带一路”战略、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合作实践的推动下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的欢迎和认同，并被写入联合国重要文件，日益影响到国际、国家和社会的各项事业的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符合国际关系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趋势，表现了人类社会现状，同时对民族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为避免片面、孤立、静止地研究民族问题，民族学研究方法论需要顺应世界现实、时代趋势和发展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转变。“人类命运共同体”突出体现了“联系”“综合”“公正”“跨文化”等内涵，可以说对民族学研究方法论提出了三点指导意见：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各国、各民族间日益紧密联系的现状，民族学研究在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必须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联系观，即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研究各个民族间的关系、各个民族发展历史、各个民族文化异同等；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从个体到整体的有机组合内涵，民族学研究范围愈益广泛，在学术研究中，必须重视跨学科、多学科等综合研究法，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地对民族学及其问题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文化理解，国家平等和民族尊重，公平正义，和谐、共赢等理念的认同，因此，民族学研究必须自觉将“文化主位研究法”和“文化客位研究法”紧密结合。文化认同和文化理解是加强和谐友好关系的前提条件，也是认识民族文化本质的关键，将“文化主位研究法”和“文化客位研究法”合理结合，既能够避免“文化主位者”的“当局者迷”，又能够克服“文化客位者”的片面“浅见”，从而达到正确、客观地揭示民族文化本质的研究目的。四、民族学新时代使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解读就民族学新时代使命而言，“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中国自古便崇尚“知行合一”、“格物致知”、“学以致用”的学习态度。在今天这个全民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伟大时代，中国的民族学更要肩负历史使命而前行。事实上，民族学自从西方诞生以来至今，始终都在为民族发展和社会需要服务。中国的民族学经历了一个本土化过程，在此发展过程中，其始终与我国的发展实践、与56 个民族的发展实践需要紧密相连，从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边政建设”到现当代的民族发展问题研究等，中国的民族学始终肩负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在新时代，就国内现状而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5]就国际情况而言，我国在国际上积极承担大国责任，努力促进世界和谐，并为此提出了一系列影响重大的倡议和实践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等倡议和实践便是其具体成果。由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和“一带一路建设”实践，都饱含着解决世界各民族问题的丰富内涵和现实意义，在此情况下，我国民族学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也相应转变。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念出发，我国民族学的新时代使命主要有两大方面：第一，民族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中国民族学肩负着以学术促进民族发展，以学术推动民族进步的使命。中国各个民族、世界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发展都具有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换言之，这种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既存在于国家和民族内部，也存在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新时代，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民族学的使命除了继续进行传统民族学问题研究之外，还要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与实践的高度，站在当今世界大潮流的制高点，致力于对国内国外的民族经济、民族人口、民族教育、民族乡村等全方位的民族事业作出学术贡献，力求通过民族学学术研究，促进民族事业实践的进步；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念倡导国际合作共赢、民族互惠互利。民族学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民族起源、民族关系、民族发展等都是其研究范围内的重要内容。在我国新时代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和平发展、合作交流成为时代大潮，中国民族学必须担负起通过学术研究消除民族隔阂、文化隔阂，促进文化认同、民族团结、民族进步、加强民族联系的时代使命。从此意义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具有的内涵和精神则与民族学的新时代使命具有一致性。综上所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代和未来的国际社会和民族社会发展趋势所在，其为民族学发展提供了思想方向和行动目标。民族学只有认清时代发展大方向，才能抓住民族研究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转变问题研究思维，将民族学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并有所侧重地进行学术创新、方法论创新，以便更好地履行时代使命，充分实现民族学的当代价值，开拓民族学未来研究领域，并推进世界各民族的和谐发展。参考文献：[1]胡锦涛.党的十八大工作报告[R].2012-11-08.[2]张纪.中国梦：铸就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话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丛斌[J].党建，2013（11）.[3]2015 年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项目正式启动[EB/OL].http：//www.rmlt.com.cn/2014/1224/363838. shtml. 2014-12-24.[4]宋蜀华，白振声.民族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5]习近平.党的十九大工作报告[R].2017-10-18.

文章来源：民族学刊 网址: http://mzxk.400nongye.com/lunwen/itemid-934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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